枪杀少年引发骚乱背后的法国老大难问题：种族歧视与警察内部治理

6月27日，法国一名17岁少年因没有按照警察要求停车而遭后者击毙。现场视频流出后，瞬间引爆了社交网络和整个法国社会，从法国总统马克龙到部分反对党人士都公开谴责枪击行为，法国民间更是掀起了持续多日、横跨多地的抗议活动。

抗议活动进入第四晚，一夜之内便有471人被捕，数百名警察受伤。法国警方在全国各地部署了至少4.5万名警察，应对随时可能继续发酵的骚乱。事实上，这一事件从一开始便超出了纯粹的执法与司法范畴，而是上升到警察滥用职权、种族歧视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。

法国是否会因这次事件陷入更大危机，无疑是对法国政府的考验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当地时间2023年6月30日，法国巴黎，在全国连续三晚爆发骚乱后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政府紧急会议后发表讲话。人民视觉 图

法政府早早表态，仍难避免骚乱

随着现场视频的曝光和各家媒体的报道，这一枪击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无太多异议：6月27日早上8时20分左右，17岁的快递员纳埃尔·M（目前公众所知道的称呼）在巴黎郊区上塞纳省楠泰尔开车时遭到两名警察拦截，理由是临时检查；但纳埃尔没有配合停车，而是试图开车摆脱，结果遭到警察开枪击中胸部，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。事发时车内还有两名乘客，其中一人被警方拘押，另一人逃离现场。

最直接的争议点在于，警方枪杀纳埃尔的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。巴黎警察局长洛朗·努内兹尽管称警方的行为引发了疑问，但暗示执法警察可能遭到了威胁，理由是警察起初试图拦截这辆“多次违规”的车辆，但司机又重新发动汽车，企图撞向警察。这一说辞并没有说服法国公众，因为现场视频显示：纳埃尔停车后，被一名警察揪住衣领、用枪口对准，这才有了他发动汽车、试图摆脱离开，看不出冲撞警车的意图。

对于广大民众而言，巴黎警方的做法显然不可接受，往轻了说属于过度执法，往重了说属于明显的滥用公权力，尤其是涉及民众人身安全的执法权。就连过去经常力挺警方的总统马克龙，当日也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枪杀17岁少年的做法“不可理喻”、“不可原谅”，“撼动了整个国家”。法国总理伊丽莎白·博尔内和内政部长热拉尔德·达尔马宁也分别在第一时间为这一事件定调：“令人震惊、明显违规”、“不可接受，毫无正当性”。

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指出，法国政府第一时间“站队”支持受害者及其家庭，主要有两大原因。一方面，在社交网络和实时录像分享的新时期，全世界都可如亲历般地看到原始画面，其内容则凸显了一个难以反驳的事实——警察当时的枪杀行为乃过度反应，因此政府很难无视多数民众看到视频后的直观感受和观点。

另一方面，法国政府也担心其措辞不当会激化矛盾，令民间不满情绪和骚乱升温。这一担心很有道理，而事实证明即便法国高层高调声援受害者，也很难迅速安抚公众的愤懑。这一事件的后续效应，证明这场警方枪杀事件正在引发一场令人担忧、潜在威胁不小的骚乱。

自事发后连续四晚，心生不满的民众在法国各地（尤其是事发所在的楠泰尔和巴黎）走向街头抗议，过激言行和暴力举动更是在警察与抗议民众的冲突中持续升级。在巴黎，一些抗议者开始借机打砸抢烧，街头遍布被烧毁、砸烂、推倒的车辆，加气站一片狼藉，就连烟草店等普通商家都惨遭破坏、洗劫。在卢浮宫和爱丽舍宫附近的核心地段，巴黎著名街道里沃利路也未能幸免。

从周二到周四三晚，至少有667人在抗议中遭到警方逮捕，第四晚一夜便新逮捕了471人。据法国内政部说，仅周四晚上的骚乱便造成至少249名警察受伤。在法国全境部署了4.5万名警察的情况下，社会秩序不仅没有得到恢复，反而愈演愈烈。

骚乱对法国社会的直接影响已经出现：由于巴黎郊区的若干辆公交车遭到损毁，仓库也成为袭击目标，巴黎的公交运输服务遭到明显干扰，以致法国交通部长克莱芒·博纳也在社交网络推特上发文指出“攻击我们的交通系统，意味着攻击需要公共交通服务的弱势人群”。

如果说法国警察面对拒绝停车检查的纳埃尔“反应过度”，那么法国民众对于警察枪杀纳埃尔的抗议是否也属于“反应过度”？

如果了解了这些年法国人目睹乃至亲历的类似事件，便能理解为何他们对此类事件尤为敏感。2022年，法国数次发生与交通阻拦相关的警察枪击事件，已有13人与纳埃尔一样死于警察枪下。这一次在执法中对17岁少年的枪杀，也是今年第二起类似事件。在法国老百姓看来，拒绝服从交通管制停车要求，无论如何不构成重罪，而警方以此枪杀当事人的做法实属过分，且发生得太过频繁，只能说明有关方面存在系统性的问题。

此外，纳埃尔的族裔身份，更是触发了另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：他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后裔，其北非裔的身份引发了不少居住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、摩洛哥裔、穆斯林乃至黑人的共情，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在法国生活所处的困境，自然而然地借机表达对“种族歧视”的抗议。

积怨已久、积弊已深，难怪一个看似孤立的刑事案件能引发一场全国性的骚乱。

危机不无可能，改变势在必行

法国和国际媒体在报道此次枪击和骚乱事件时，不约而同地与2005年的法国骚乱加以类比。当年10月底，同样是在巴黎郊区，警方为了调查克里希丛林市的入室抢劫案追捕六名非裔少年，其中三人为了逃避警方追捕而跑到一个变电站藏身，结果遭到电击，两名北非裔少年当场身亡，另外一人重伤。这一事件引发了持续三周的全国骚乱，大约有25000人参与了打砸抢烧，造成8000多辆汽车被焚毁、至少2800人被捕、3名平民死亡、上百名警察和消防人员受伤。

为了平抑那场骚乱，当年法国政府实施了近两个月的紧急状态，而2005年骚乱的深远影响，远甚于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。由于那场骚乱由当地的非裔青少年率先发起，此后又蔓延至众多非裔聚居区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“种族暴力内乱”，将当时法国尤其是巴黎种族歧视风气潜藏的矛盾激化。由此引发的讨论认为，2005年法国骚乱，标志着二战后法国实施多年的多元融合文化与社会政策事实上破产，而极右翼政治人物玛琳娜·勒庞更是把骚乱归咎于“来自第三世界、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”，并引发了英国、德国等欧洲国家对其多元文化、社会政策的重新审视。

《纽约时报》发现，一股类似的风向似乎在近期的法国骚乱中再现。据《纽约时报》驻巴黎记者凯瑟琳·波特的分析，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纳埃尔是因为其肤色和族裔被警察针对，且这一事件与之前的警察暴力事件没有明显区别，但法国的非裔（包括北非裔）和穆斯林群体纷纷悼念这位17岁的北非裔少年，称他为他们的孩子、兄弟、朋友，并基于这种高度的共情走向街头，抗议他们所认为的“警方系统性歧视”。

就纳埃尔之死而言，涉事警察的动机或许没有种族考量，但以非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也不是毫无根据地神经敏感、做出联想。对于这背后的原因，《纽约时报》毫不讳言：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和事件表明，种族歧视作为社会性问题在法国颇为普遍。

2017年，法国政府下属“公民权利捍卫机构”（Défenseur des Droits）调查发现，“被视为黑人或阿拉伯裔的年轻人”被警察查验身份的几率比其他法国人高出20倍。2021年，非政府组织“人权观察”和“大赦国际”等机构发起了针对法国政府的集体诉讼，声称法国政府未能处理警方针对少数族裔的“种族归纳”（ethnic profiling），而这恰恰是法国警界根深蒂固的老问题。

仅在楠泰尔地区，不少参加抗议活动的非裔抗议者都有类似纳埃尔的经历，多次被警察拦截，进行“临时交通检查”。有北非裔居民甚至对《纽约时报》表示，自己不怕抢劫犯，就怕“以追查抢劫犯为由找上门的（法兰西）共和国”，就像2005年被追到变电站的三名少年所遭遇的情况。

然而另一方面，基于“种族盲”的逻辑，即所有人无论族裔都享有平等的普遍权利，公开谈论种族问题在法国竟然是一个禁忌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汇编种族相关的数据甚至不合法。就这样，“不分族裔一律平等”正确话术，竟能在客观上限制人们采取有效行动、反对事实上的种族歧视。

除了种族问题这个“老大难”，警察内部治理与改革的问题同样考验着法国政府，稍有不慎也会“擦枪走火”。法国警察的暴力执法、种族与宗教歧视可谓各界公认的老问题。在今年5月初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期间，适逢法国出现养老金改革民间抗议活动，法国警方针对少数族裔移民的攻击、种族归纳和宗教不宽容等行为便遭到了各国与会代表的指责。近年来各界要求法国政府整改警察部门的呼声从未停止，这次枪击纳埃尔事件后，法国左翼政治人物让-吕克·梅朗雄和绿党等左翼政党都再次发声，要求彻底改革“不受控制的警察部队”。

法国政府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，可又不得不小心翼翼、避免得罪警察部门，令后者心寒。毕竟近些年来无论是不时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，还是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，法国政府都需要警方在关键时刻发挥强有力的作用，更离不开警方日常工作中尽心履行职责，预防、排除潜在风险。

迫于民间压力，这次事件后马克龙和内阁部长们第一时间声援受害者、批评警方行为不可接受，拘押了涉事警察并对其提起了谋杀指控。可法国警察联盟又对此表示不满，发表了公开声明，表示“很难相信总统与过去支持警方的声明背道而驰……在司法部门有机会发声定论之前，就开始谴责我们的同事。”在法国警界人士看来，在事实完全调查清楚以前，各方都有义务避免妄加评论（一般来说政府尤其应该坚持这一原则），而“无罪推定”也应该同等适用于警方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法国是否会陷入真正的危机，并不完全在于骚乱是否会继续升级（从最新进展来看，已有降温的趋势），而是存在于事实层面的系统性种族歧视、警方执法不当、社会安全稳定隐患（包括预防极端人士的恐怖袭击）、警民关系紧张等问题是否会持续恶化，酿成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。既要切实有效处理这些问题，又不能顾此失彼、满足一方而得罪另一方，此次枪击引发的骚乱，只是再度揭开了法国政府无法回避又难以面面俱到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

（来源：澎湃新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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